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苏轼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。由于有人利用他的上表和诗文，指控他嘲讽政权，朝廷深感愤怒，命令逮捕他。此时苏轼正担任湖州知州，身处江南，距离京城开封相当遥远。负责逮捕任务的李定感到头疼，经过一番斟酌，最终选择了皇甫僎作为逮捕的负责人。皇甫僎带着他的儿子和两名执法士兵，日夜兼程赶往湖州。与此同时，苏轼的弟弟苏辙得知了这一消息。他立即派人赶往湖州，希望能比皇甫僎更早一步，让苏轼做好心理准备。然而，皇甫僎的儿子途中生病，耽搁了行程，结果苏轼提前得知自己的命运。当逮捕队伍终于在湖州出现时，苏轼心中仍然感到恐惧。根据他的回忆，两名士兵逮捕他时的情景就像抓捕小偷一样。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，首先想到的是和妻子道别，给弟弟苏辙留下遗书，托付后事。在船行驶至太湖时，他甚至考虑过投水自尽，但想到一死恐怕会给弟弟带来麻烦，最终还是忍住了。

在等待判决的监狱日子里，苏轼与儿子苏迈约定了一个暗号，平常送饭时只送菜肴，如果发生意外则送鱼。然而，苏迈一次在托人送饭时忘记说明暗号，结果送来一条熏鱼。苏轼见到鱼后大惊失色，随即写下两首绝命诗，托狱卒传给苏辙，声称若无法送到弟弟手中，他死也不会瞑目。这两首诗的标题很长，名为《予以事系御史台狱，狱吏稍见侵，自度不能堪，死狱中，不得一别子由，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，以遗子由，二首》。子由是苏辙的字。其中第一首写道：“圣主如天万物春，小臣愚暗自亡身。百年未满先偿债，十口无归更累人。”在面对生死离别时，苏轼自然而然地将最牵挂的人放在心中，那便是弟弟。在诗中，他把妻儿托付给苏辙，并希望来世依然做兄弟。苏辙读后心情极为忧虑，急忙上书请求宽恕。在《为兄轼下狱上书》中，他悲切地说道，父母早已离世，唯有哥哥苏轼一人“相须为命”。如今苏轼因文字狱而身陷绝境，他愿意辞去官职，甘愿做平民，以求哥哥一命。字里行间充满了恳切的情感。

最终，在众人的努力下，苏轼在监狱中待了一个多月后得以重获自由。虽然兄弟二人皆遭贬谪，但至少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得以化解，生命得以延续。在这场危机中，兄弟情谊得经过了生死考验。根据中国传统礼教，兄弟之间是五伦之一，理应互相扶持。然而，历史上往往能看到不少兄弟间反目成仇的例子。尽管如此，苏轼和苏辙对彼此的深厚感情成为了千古典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宋史》中专门提到他们兄弟情谊深厚，强调在困境中他们始终相互扶持，几乎没有怨恨，这在历史上极为罕见。

三观一致是维持亲情的重要基础。无论是朋友还是兄弟，三观都是相互关系的重要试金石。虽然亲兄弟因血缘而联系，但反目成仇的情况却屡见不鲜。在当时的宋代，不少兄弟在官场上获得成功，却因思想观念的不同而割席断交。以苏轼的同榜进士兄弟曾巩和曾布为例，二人因对王安石变法的意见不合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。王安石兄弟之间也因政见分歧，导致王安国遭到排挤和贬谪。苏轼和苏辙生活的时代里，政治的主要冲突集中在王安石的变法上。起初，他们对变法的看法也并不一致。苏轼在见到宋神宗时，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改革的诸多问题，而苏辙则是持支持态度，并提出改革的迫切需求。可随着改革的深入，苏辙也发现改革手法与他预期存在很大的差距，最终他意识到王安石的做法并不能真正惠民。苏辙的认识与苏轼不谋而合，展现了两人深厚的兄弟情。